病证结合学术思想源流探析 

    认识诊断治疗疾病从病、证、症三者入手, 是中医理论与临床的主要特色之一。欧阳琦老师紧密结合临床科研实际, 溯源寻流, 认为 病证结合是中医临症思维与理论思维的重要方法, 在中医学术和临床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 ,数千年来, 历代医家只是不自觉地运用着这一方法, 而且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从方法学的高度予以探讨, 以至方法本身亦存在一定缺陷, 这是阻碍中医学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为此, 欧阳老师潜心病证研究五十余年, 首先博览精研《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历代典籍和临床专著, 对其中病证结合的源流和内容进行了深入探索与系统整理研究; 其次, 紧密结合临床, 明确提出中医辨治疾病必须病证结合的论点; 然后充分吸收现代思维方法学以及自然科学之精华, 使病证结合由临床方法向思维方法学升华,构建出病证结合的思路与方法; 进而用以指导中医临床、科研、教学,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 病证结合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完善, 并被越来越多的中医药界有识之士理解、掌握、应用 ,对中医药学术与临床的发展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总之，历经半个世纪的艰苦探索, 欧阳老师完成了病证结合由传统中医方法向中医现代思维方法的升华, 构建了其独特的病证结合学术思想体系。病证结合学术经验也由此而成为欧阳老师一生成就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欧阳老师15岁随其伯父岭南名医欧阳履钦先生学习中医, 受其熏陶, 学医不忘治学, 遍读精研历代名著及名医医案。学成之后, 一方面悬壶济世, 另一方面仍勤于治学。自40年代, 即将中医病证理论作为毕生研究之方向。经过长时间的探索 ,欧阳氏发现, 病证结合, 在《内经》、伤寒论中已具雏形。古代限于历史条件, 认识疾病只能靠人体感官所能觉察到的病态, 亦即疾病的症状(包括体征、舌、脉, 下同)。《内经》所称“病能”、“病之形能”(能即态), 《诸病源候论》中之“病候”, 以及后世至现代将“证”称之为“证候”都无不反映了中医这种认识疾病的特点。《内经》中不但有大量由病态认识疾病的记载, 而且也提出症、证、病三种形式, 并且, 在对某些疾病如“急性热病”、“痹病”、“痿病”、“疟疾”等的论述中, 均体现出以症状为依据, 病证结合辩析的基本思路, 注意到病同证异、证同病异等问题。《伤寒杂病论》则以“辩××病脉证辨治”名篇, 提出“观其脉证, 知犯何逆, 随证治之”的原则。其“伤寒”部分, 以《内经》“热论”为基础,创外感热病六经辨证之法; “杂病”部分, 则以脏腑、水血痰食虫等留邪辨证为主,辨治各种疾病。同病异证, 异中辨同; 同证异病, 同中求异,  治法方药随之而有常有变, 对病证如何结合作出了示范。由于认识方法的局限, 传统中医对于发展快、病程短、 症状与病情发展密切相关的急性热病能够自始至终进行系统观察, 摸清其演变规律, 总结出病证结合的诊疗方案。而对于那些发生发展缓慢, 病程长, 症状与病情程度有时不一定成正比的慢性疾病,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病情暂时缓解,症状基本消失, 即误认为疾病已愈而停止治疗, 不能对疾病全过程进行系统观察,摸清其演变规律, 也就难以形成病证结合的辨治方案。加之自《伤寒杂病论》问世迄至明清以前, 在外感热病领域, 伤寒六经辨治居主导地位, 而内伤杂病侧重于脏腑经络。因此辨证论治发展很快, 一方面有效地提高了中医诊疗水平; 但另一方面,长期从症状着眼辨证论治, 不仅自然形成以症状、证候作为病名的倾向,  带来辨证逐渐取代病证结合的后果, 也使病、证、症概念长期混同不分。明清时期 ,温病从伤寒学中逐步分化出来, 温病学大师叶天士创卫气营血辨证, 形成温病独特的病证结合辨治体系, 使中医对于外感热病从理论到临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又一次展示出病证结合方法的优势。然而, 这一成功经验, 并没有在方法学上引起医学界的足够重视。

通过对病证结合的渊源、演变和发展的研究, 欧阳老师认为, 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 是先临床后理论的, 从临床到理论, 要经过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病证与方药相对应的实践过程。病证结合, 是具有中医特色的临床观察、理论总结及逻辑推理的传统思维方法。历代医家就是自发地采用这种方法, 总结出丰富的防治疾病的经验和理论, 写出大量医学著作, 使中医能按自身的规律不断取得进展。但是, 历代医家并没有从方法学角度对病证结合进行专题研究, 运用也是自发而不是自觉的 ,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病证结合的传统方法, 仍然是发展中医学术与临床的需要。至于如何克服中医认识慢性病方面的局限性给病证结合方法运用时带来的影响, 欧阳老师认为, 疾病是客观存在的, 尽管中西医认识方法, 理论体系不同, 但对于疾病的认识, 均是客观实际的反映。西医经过长期的系统观察, 并借助于现代自然科学多种理化检测手段, 对一些慢性病的发生发展全过程已基本摸清, 并建立了基本能反映其过程的客观技术指标, 这是西医的长处。中医在发展自身学术的过程中, 应该坚持中医理论体系与特色, 但也应善于取长补短。因为中医理论体系建立、发展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吸收古代哲学、自然科学成果的过程。探讨慢性疾病的病证结合诊疗规律, 以及从临床角度研究病证结合方法, 应当充分借鉴西医在诊断方面的长处。

    40年代至50年代, 欧阳老师结合家传及自身临床经验, 运用由症入手、病证结合的方法, 进行了大量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 撰写了一系列卓有见地的学术论文。此类论文, 多是以症状名篇, 概述中简述以该症为主诉的中医或西医常见病的特点及鉴别。分证施治则采用以证为主、病证结合的方式, 首先叙述证候的一般表现及常用方药; 然后, 扼要指出具有此证之常见病的辨证要点以及与相应的方药增减变换。40年代, 欧阳老师曾将所纂论文呈原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先生阅, 评价甚高,赐字“临床必读”。50年代, 论文相继正式发表, 引起较大反响, 并曾作为当时西学中的重要参考资料。60年代初结集出版,书名为《中医内科证治概要》, 不仅在国内影很大, 而且被翻译成日文, 并长期作为日本几所汉方医学讲习所的教材, 桃李远及东瀛。

    欧阳老师在70年代, 致力于恶性肿瘤的临床研究。研究过程中由于成功地应病证结合的方法, 取得了国人瞩目的成果。“谈谈中医中药治疗恶性肿瘤的初步设想”一文中, 欧阳老师开篇就明确提出, 辨证必须与辨病相结合, 文章在对恶性肿瘤中西医病因病理、临床表现、治疗用药等方面综合分析后指出, 恶性肿瘤以癌毒为根本病因, 而癌毒之为患, 常与六淫、留邪相合形成瘀毒、痰毒、热毒、火毒、湿毒等,邪毒互结形成积块坚癖; 病情发展, 癌毒渐盛, 积块增大; 毒邪郁热, 或复感时邪, 常从热、从火而化, 故“毒热伤阴”为恶性肿瘤的基本病机与中晚期主要证候。根据以上认识, 欧阳老师建立了抗癌解毒、辨证用药、对症处理、预后判断的恶性肿瘤治疗体系, 用以指导恶性肿瘤临床, 提高了疗效。直至90年代, 欧阳老师应诊病人中, 有60％以上是各种癌症患者, 其临床疗效及社会影响, 由此可见一斑。这一时期内, 欧阳老师不但没有忽略理论研究, 而且更进一步将辨证思维等现代思维方法学的成果运用于病证研究。辨证方面, 从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得到启发 ,把中医多种辨证纲领和方法有机结合, 创立了“三纲鼎立、互为纲目”的三型二十一证辨证新体系以及辨疑难复杂证候三大关键等方法。上述成果, 均收入《中医内科证治概要》。该书经补充修订, 内容扩展至临床各科后更名的《证治概要》一书。后者自80年代初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后, 连续重印近10次, 至今盛销不衰。在病证结合方面, 欧阳老师在1982年第 8期《上海中医药杂志》上, 以“试论中医的方法论”为题, 首次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病证结合之由来、依据、内涵、基本思路 ,并强调指出, 在医疗实践中必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这不但是发展中医的必由之路,也是中西医结合的重要途径。以上成就, 奠定了欧阳老师在中医病证研究领域的地位。

 至于在临床科研中如何进行病证结合, 欧阳老师首先提出“病证结合, 一病一结”的方法, 并设计了“病证症状和实验指标关系坐标图”、“辨证分析表”, 指导研究生对高血压病、乙型肝炎进行了初步研究。1984年, 欧阳老师领衔主持卫生部重点项目“中医病名诊断规范研究”。全部研究分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为专题研究, 对中医病名为什么不统一, 如何统一, 统一必须遵循的原则等进行探讨, 从而明确了病、证、症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确定了规范的原则; 第二阶段, 以中医病名规范为主体, 同时也进行了证候规范。前者以病为纲进行规范, 以疾病的主要表现结合其病因病机确定每一疾病的概念, 再叙述该疾病发生及发展全过程的临床表现,据此列举其诊断与鉴别诊断要点, 以及疾病发展不同阶段的主要证候; 后者以证为主, 结合辨病。先提出该证的共同辨证标准, 然后, 再列举该证见于不同疾病时的辨证要点。参加课题成果鉴定的全国十二位著名专家对该项成果给予很高评价, 认为“课题创造性地系统反映了中医病名诊断体系, 基本思路新颖, 设计周密, 概念准确, 逻辑性强, 切合临床,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 系国内首创”。此期间, 欧阳老师还指导湖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采用“证病结合”的研究思路, 进行“中医肝病证候实质研究”, 取得了显著成果, 并从另一角度证实了欧阳老师病证结合思路的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与可行性。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欧阳老师相继发表了“中医理论思维与病证结合”、“病证结合, 以证为主的研究方法”、“病证纵向结合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等学术论文, 系统阐述了病证结合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成为其病证结合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的重要标志。欧阳老师将病证结合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成功地运用于其主持或指导的“湖南省中成药发展远景规划之研究”、“常见急症中医诊疗方案编制”、“益元生血冲剂治疗恶性肿瘤放、化疗后白细胞减少临床观察”等多领域的科研项目, 获得了丰硕成果。通过大量的、长时间的实践应用, 又使病证结合研究思路与方法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因此,欧阳老师1992年在《湖南中医杂志》连载发表“病证结合研究的思路与具体方法”长篇著述, 之后并出版了集其数十年病证研究与临床经验之大成的专著《临床必读》、《证病结合用药式》。至此, 欧阳老师病证结合的学术思想进入成熟阶段。